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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荷塘】跟平(散文)

来源:美文网 日期:2019-12-16 分类:爱情散文

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”有人说怀念是为了忘却,可我觉得忘却之前常常会想起很多很多。

——题记

清明节前夕,和大妹一起回老家上坟,见村南的田埂上来往有不少人,一打听原来是跟平死了,我不由得心头一惊。跟平,我少时的玩伴,他只比我大两岁,是五十才出头的人呀,怎么会死了呢?听人说,他是死在了平顶山的一家浴池里,当时正给人搓背,突发心机梗塞,不治而亡,尸体是连夜运回来的。我知道,我们老家那里地合得很少,乡民们挣钱的门路不多,为了幸福的生活或生活的幸福,很多人在农闲时就到城里面去搓背,我的小妹和妹夫至今还在异乡的澡堂里忙碌着。

澡堂里搓背,的确是一种繁重的体力活。这种活,我不但见过,也曾经不止一次地享受过。想想那一条条汉子,赤裸裸地躺着,像死猪一般,从脚丫子到手指头,从腹部到胸部,从小腿、大腿再到脊背、脖颈,翻来覆去地推拿按摩,小心翼翼地搓揉怕打,讲究的是每一个毛孔、每一个细胞都要到位、够味。往往一个下来,搓背者即便体质很好,也会是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的。有时遇到节假日,忙起来一个接一个,一天要搓上百十个,那真叫做“要命”。这些凭力气而不是凭技术的老乡们,他们所处的浴池环境往往是条件简陋,吃住都在一起,每天热气潮气地来回侵袭,正常人也是很难持久的。

在我的印象中,跟平瘦瘦的、弱弱的,细高挑的个儿,脸色发白,很像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。像这种重体力活,他哪里吃得消,更何况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?记得最后一次见跟平,那应该是五年前的事了。新学期开学,我正忙于教学上的一些杂务,突然听到门卫室打来电话,说有老家人找我,正在大门口等着。我急忙放下电话,跑去一看,一眼便认出了是根平。他还是高高的个儿,瘦瘦的,面容清癯,只是额头和眼角平添了不少皱纹,脊背也有些驼了。他笑着说我也老了不少,两鬓开始有白头发了。看来他那性格虽然没有啥变,但我们都分明地感到岁月不饶人啊!

跟平那次来,是专门送他女儿上学的。他说他女儿本来是被县一高录取了,嫌一个人太孤单,想和我们同村的一起来这里。我说你不要慌,先到办公室坐会儿,我打电话问问。他说他不想麻烦我,只是女儿仿他妈,个性强,说咋着就咋着。他女儿翻翻眼皮看看他,他也就不再说了,跟着我来到办公室。记得那次事情办得还是很顺利,我领他交了费,安排了班,见过班主任后,跟平看我很忙就要走。我留他吃中午饭,他说天还早,改日他请我。我问他在家忙啥,他说平日里给代销店送个花生仁,在街头集市上贩卖个菜,有时也干点掂泥兜瓦刀的活,不过都是小打小闹,净是瞎忙活,也挣不了几个钱。最后他又说到我们附近的几个村,男人们大多都进澡堂了,有的还是小两口一起去的,听说能挣钱,他也想去试试……

往事还历历在目,可跟平已经不在了。抬头望望远方,田野里麦苗碧绿,微风习习,荡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波浪,过去的一幕幕在我的脑海闪现,像当年看过的黑白老电影一样。我和跟平是本乡本土的,从小光肚跑着玩,一同上学,一同长大。跟平的父亲当年是一位老烟师,一年四季好像都在地里忙。他的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,自我记事起,就不见她下地干活了,只在家里干些做饭翻晒柴禾一类的轻便活。跟平有个哥哥,是队里的民兵排长,经常开机器,穿一身劳动布衣服,人长得很精干。跟平从小就长得瘦瘦的,白净面皮,一双眼睛好像有毛病,老爱一眨一眨的。他的体质应该属于一般。我们一群小伙伴,经常玩打仗,穿沟跳跃,他时常排在中间。但他有一股不服输的犟劲,干起活来也特别地舍力。

记得当时,我家住在中心老街,根平家住在偏东南的斜街上。他家的对面是生产队的磨坊,磨坊前有一棵大柳树,婀娜多姿。我们家时常在那里推磨,他母亲就经常在树下做针线活,而他在树下玩。有一年的冬天,家里的大人们推磨,我跟着蹲在门外捡拾寒风摇落的柳枝枯梗。每捡够一小把,我就把它放在身后,一个来回过去,留下了一堆堆黑色的细柳枝。根平妈见了,夸我小小年纪活干得很讲究。跟平说了声“谁不会唉!”,便俯下身来也跟着我捡拾。不大工夫,大柳树下细细的干柴便被我们一一地捡拾完了。那黑黑的僵硬的柳枝条,一堆一堆的,井然有序地排列着,犹如古战场上摆成的阵势。两家的大人看了,都笑了。

跟平有个伯父,名字叫做“狗”。因为我们队里另有一个叫“狗”的,年龄比他小。所以,人们都叫他“大狗子”。这“大狗子”不爱说话,孤身一人,平时养了两只老山羊。他经常背个草篮子在地里转悠,像个幽灵似的。有一次妹妹非常想吃瓜,给我说瓜是爷爷种的,别人能吃,我们怎么就不能吃?我想想也是很气愤,便和妹妹商量着趁爷爷回家吃饭老春大伯接班的时候下手,没想到尽管我们计划得很周密,却被那“大狗子”逮了个正着。大狗子斜了我们两眼,二话没说,便把西瓜抱到了生产队长的家里。

“大狗子”先毕恭毕敬地做了“精彩”地汇报,得到了队长的一连串的“首肯”,然后“座上客”一般地等着队长切瓜。队长看“大狗子”不说了,也明白了他的意思,两人便不约而同地分吃了“战利品”。吃过瓜,“大狗子”便腆着个大肚子向队长说我爷爷是个老瓜匠,瓜种的确实不错,但爷爷种、孙子偷,这里面文章就大了,非要开我爷爷的批斗会。事情的发展有时很难预料。据说当时挂在我爷爷脖子里的纸牌子都写好了,可谁也没想到半路里杀出来个程咬金,老春大伯不干了。他说他跟着我爷爷种瓜看瓜多少年,啥事他都见过,却从来就没有见我爷爷种瓜吃过瓜,倒是见他生产队长和会计哪次去,我爷爷哪次都给摘瓜吃。老春大伯还说“偷瓜”的是小孩子,看瓜的是他老春,当爷爷的那会儿还正在家里吃饭呢,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,这样做是亏良心啊!

老春大伯这样一折腾,队长打心眼里也犯了嘀咕。他故作镇静,一脸怒气地说:“你们都有理,就我没有理,这事我不管了,谁爱管谁管吧!”于是,他把那写好的纸牌子扔在了靠屋山一角的梨树上。“大狗子”瓜也吃了,看没有了更好的“果子”,便松松地溜走了。后来,老春大伯在给我爷爷讲起这件事时,我也在场。他说队长把“大狗子”谈的情况都给他说了,他觉得他们俩要做的他实在是看不过去。我记得当时老春大伯说那话的神情是得意的。可我每次和小朋友一起玩耍,经过队长家的那棵梨树时,内心总有一种不自在。这种不自在,当然最主要的还不是来自于“偷瓜”的耻辱,而是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,对不起我那逆来顺受的爷爷,尽管爷爷直到临死也没有责怪过我。或许是和跟平一起玩,我不经意间流露了自己内心的烦恼,跟平趁一次拉粪休息之际,翻墙爬到了队长家的梨树上,把那张牌子撕得粉碎,说他大伯为人不地道,光欺负一些老实人。这件事,一直让我从内心里对跟平很是感激。

上了中学,根平一直比我高一年级。每天上早晚自习,我们都相互地喊着叫着,结伴而行。记得当时,跟平家有一只小闹钟,是他父亲炕烟时用的。我们都叫它“马蹄表”,也就是走起来“滴滴答答”像马蹄声的那种。它可以通过背面的蝴蝶结似的发条扭头来上劲定时,一到该起床的时候,座钟顶上的那两个金黄色的铜铃帽便会发出“晃琅琅”的声响。因此,每天早晨,都是跟平叫我。我现在还记得,天冷夜长,他揣着手,蹙着膀子,站在街口,扯着个大嗓门高声地喊。我听到他的喊声,故意不回答,慌慌忙忙地起来,抹把脸,便背起书包跑了出去,直到悄悄地来到了他身旁,他还傻呵呵地站在那里。月光明亮,地上霜雪,眼见他手提自制的油灯,眉眼头发上都是亮晶晶的,那情景逗得我十分地好笑。

可到了晚上,一般都是我早早地吃过饭去喊他。每次去到他家里,站在灶火门口,我时常看到刚蒸好的一小锅红薯,还冒着热气,大锅里的稀饭已盛好放在了方形灶台上,一家人围着圆圆的小灶台正准备吃呢。根平妈见我来,便说外面冷,常常让我到里面坐。我就坐在方形灶台的锅门前。这时,南山墙上的油灯已点亮,昏黄的灯光弥漫着整个空间,人影晃晃,人们吃着谈论着,那情景至今想起来还格外地温馨。他们让我吃,我说已吃过。跟平看我正等着,心里也急了,把抓口啖,很快地便吃完了。有时稀饭热,他便说不喝了。她妈劝他,他也不听,嘴一抹拉,掂起书包,就和我一同上道走了。我们两人一左一右,亦步亦趋,走着说着,说着笑着,那天南地北的神侃肆无忌惮地飘荡在乡间的小路上,回旋在宁静的田野的上空。

现在想起来,跟平为人很聪明,反应也相当地灵敏。记得有一年的春上,生产队里修剪树木,有人已经爬到了大树的老木疙瘩处,需要下面的人往上递斧头,可斧子这东西无法直接向上扔,只好用绳子吊。当我正在树下要绑斧子时,跟平走上前来,伸手抓过斧头,将绳索一拧,便把斧把插了进去,既省时又省劲,干净利落,我很是佩服,永志不忘。跟平还很有个性,他不想做的事,别人再说他还是老主意。记得有一年的暑假,参加生产队劳动,我们一时的男孩子有十三人,自称“十三太保”。有一次,大雨滂沱,水雾弥漫,我们在村南剜烟杆子,不只是谁首先提出,与其衣服裹身,不如大家都干脆脱得精光,来个“裸体大战”。这浪漫而颇有刺激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众人的响应。一时间,雨水相接,十多个赤身裸体的半大小子,犹如非洲地带跳起的集体舞,疯狂了一般。可跟平无论如何就是不脱,直到烟杆子满地狼藉,七零八落,大雨仍未结束,我们每人都洗了一次天然的热雨澡,而跟平却独自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,一身水湿水湿,拧拧把把的。

跟平读书也是挺用功的,可那时能考上高中的就很少,他最终还是初中毕业便参加了劳动。我赶上了大好时代,属于一个幸运儿,不但考上了高中,又考上了大学。记得每年过寒假,没事的时候,我常到大队秘书家去下棋。或许是因为我当年拾金不昧,他在大喇叭里表扬过我,我们相互间都有好感。不过,那时的“秘书”他好像已经不干了,但乡村固有的习惯,人们还都称他为“秘书”,好像称官职是高看了一眼。这“秘书”能说会道,也识一些字,是村里的头面人物,他人缘好,来他家玩的人很多。“秘书”看样子也是很喜欢读书人的,只是他棋技并不高。但他有些爱面子,走棋犹犹豫豫,落子不定,老爱悔棋。

跟平和“秘书”家是邻居,上一代关系不错,两家宅子又紧挨着,连道院墙也没有,相互来往都十分随便,跟平自然是“秘书”家的常客。跟平棋技也很一般,常自称为“臭棋篓子”,平时不爱下手,只在一边观战。但跟平是个直性子,遇事好认个直理。他说下棋输就是输,赢就是赢,又不是来金子银子,不兴悔棋。有跟平在的时候,“秘书”很少跟我下,只让其他人给我摆局,他在旁边替别人执招,有时实在是“手痒痒”,不经意间好像是他在下,掂起棋子便走。这时的在一边的跟平就会说:“君子动口不动手。”“秘书”也只好尴尬地把手缩了回去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先在一个叫做“结巴草”集的镇子上教书,与跟平的交集几乎为零。不过,这其间我听说他娶了一个瘦弱的小媳妇,个子不高,但很有个性。农村的事有时也真的说不清,后来又听说这小媳妇和他婆子也就是跟平妈合不来,在大吵一架后,便各自分开另住了。后来听母亲说他们有了孩子,一男一女,大的是个妞儿,小的是个男孩;夫妻俩都很能干,瓜菜下来的时候贩卖瓜菜,冬天春上没事干,也跟着别人干个泥水匠活儿。

日月如梭,光阴似箭,一转眼,很多年过去了。我调到了城里,有了自己的家,每次再回老家,都是来去匆匆,村里的变化我真的是所知甚少。如今跟平去了,我又回想起了五年前的那最后一次见面。看来跟平所说的“能挣钱”那三字对他自身颇具诱惑力。想想一个农民,像跟平一样一个想过幸福生活的农民,除了凭力气干活,不和别人比,他又能怎样?他最终还是走进了澡堂,走进了浴池,但他没有能够直立地走出来。社会变了,一个人的观念跟着也要变。挣钱生活,生活挣钱,可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这个世界上,多少钱算幸福呢,有谁能知道,又有谁能说得清呢?想想当年物质匮乏的时代,似乎也不缺少精神和情趣。人啊,有时真的说不清!五年多了,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跟平,我也不知道他的女儿最终考到了哪里。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得到的却是他的死讯。

生命是一个过程,人是生命中最有灵性的。或许跟平的死对于他自己也是一种幸福,他把生命都用到了追求幸福的路上。但对于如我一样的生者,怀念跟平,怀念朋友,这种事终究是一种遗憾。大妹说她去年曾在老家的集市上见过跟平,他们的菜摊刚好摆在了一起。跟平说他还记着我那次的好,他说没想到找我办事那么快就成了,说抽时间还要专门感谢我呢。当我问及他那妞儿的情况,大妹说跟平也提到了,他说他那妞儿是信着意儿长的,一次上课的时候,因为回答问题给老师闹了别扭,就发誓不再学那位老师所教的学科,结果高考成绩不理想,只上了省城的一所大专,前些年毕了业到南方打工去了。大妹还说到他的儿子如今也考上了一所三本,去年他家也和其他人家一样盖起了两层小洋楼,两口子说这些事的时候,都掩饰不住一种幸福和满足的神情。

妹妹的一番话让我有了莫名的感伤,我仿佛一下子觉得欠了跟平许多。一个人生活在世上,人家不是把学生都托付给你了吗?三年内怎能不闻不问呢?可我马上又反过来一想,当时我不就已经安排他们有事来找我了吗?可她为什么有事放在心里就是不来找我呢?道理都很平常,可生活很多时候似乎又只是众多道理中的一种。想想自己,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些年我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了。来校上学的我亲朋好友的子弟很多,我只是一心一意地面对我的每一位学生,的确很少再过多地关注他们。即便是如此,我也没听到跟平或者是其他人说过我什么。如果不是事有凑巧,一切的一切,我真的一概不知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人的灵性似乎又很有限。

“跟平”,真的“跟平常”一样。生前的欢乐和死后的寂寞,我真的说不清。我感叹岁月,我怀念朋友,生活的零碎和片段缠绕着我。今年的清明,虽然没有“雨纷纷”,但我心头依然是暗云密布。“清明”应该是清楚明白,但生与死的意义真的是难以说清。我知道清明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,大致应该是说阳气上升、生命蓬勃的,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悲伤。今年的清明节祭祖,我赶上了跟平这位少年伙伴的离世,我更懂得了生命需要珍重,幸福来之不易。活着的人,在给自己的家庭乃至社会奉献的时候,也要注意一下自己。

这些年回老家,我越发觉得认识和熟知的人越来越少了,不认识不了解的人越来越多了,可无论如何,我也不曾想到像我这般年龄的人,在死亡面前已经悄悄地排上了号。逝者已矣,就让他安息吧!怀念朋友,我有了一点想法,一个人办事情,不要只是承诺,不要只是一往无前,还要回过头来,给自己一点思考的空间,看看从前的承诺是否做的完善。记得有一位作家曾在一个废弃的园子里思考过生命的意义,他说: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,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。”是的,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,但在这“节日”尚未到来之前,我们又该如何对待生命呢?什么样的生命才更有意义呢?我思考着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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