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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始皇为什么不用对国家最忠诚的功臣后代治理国家20190413150006741001

来源:美文网 日期:2019-6-10 分类:评论

秦王政、秦始皇时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,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权力特征,但作为战国时代秦国的延续, 其政治体系又不可能不表现出巨大的制度惯性。

在秦献公变法(献公十年“为户籍相伍”)之后,又由商鞅进行了律令成文化和社会组织、伦理的细密编制,秦国的政治组织体现出“极端化”和“专业化”制度特征,秦的政治组织,对于社会组织形态的干预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。

电视剧《大秦帝国》中的商鞅,这个角色的大火,绝对可以作为今日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

这种干预的基础就是“军功授爵制”,过往人们理解秦的军功授爵,往往只关注了“功—爵”对应关系所起的“心理刺激作用”,将之理解为一种“另类的精神原子弹”,实在失之浅薄。

事实上,在制度史概念下的“军功爵”,真正的着眼点在于“爵位”本身对应的权利,以及由此标定的人的身份与权益。

通俗地说,在秦到汉武帝之前的律令体系下,一个人自出生起,即拥有了一个军功爵体系中的“身份”,如“后子”,也就是父亲继承人的“公卒”或“士伍”,乃至于最低的“司寇”、“人奴”的身份。

这个身份对应着固定的、由国家授予的对等的土地(名田宅)和礼仪(如与长吏抗礼)、法律权利(如犯法可用爵赎罪),也就是说,自出生起,人与人的权利就是不平等的。

但是,这个身份在个体的生命周期内又是可变的, 因为在帝国境内,除了制度规定分层的一部分特权人士(包括王族近亲、官吏、高爵贵族)之外,绝大部分民众需要履行的义务是一致的,即投身战争和劳役。

民户为国家履行义务的重点是战争,因为要以生命为代价,国家的回报就是“爵位身份”的可变性,个体可以通过获取爵位,来改变自身的境遇,但是这个改变又是有限度的,即官爵和民爵的界限,仅仅通过斩首,不可能突破这个身份界限。

这个界限,又将具备战争专业技能的“高爵贵族”与普通的“民爵百姓”划分出鸿沟。

这部分“高爵贵族”,正是秦国、秦朝的“军功受益阶层”,放在后世,有一个形象的叫法就是“将门”。

“将门”的出路顶点,就是军功封侯,比如王氏、冯氏,不过这个奋斗过程,对于帝国的大部分人口来说,属于可望而不可即。

另外一个“封闭”系统,则是帝国的官僚系统,通过学室的“以吏为师”政策,以及民间的“推择”制度,帝国官僚系统的基层末梢,可以容纳一小部分精英分子进入官僚系统,从书史、里监门之类的角色起步。

但是,官僚系统的真正内核,是由中级、高级官吏的“任子”制度来保障的,这些世代为吏的家族传承以及对律令、先例的熟稔,在一个高度依赖文书上下的专业体系中,无比珍贵,这种事实上的先发优势,实际上保证了官僚系统自身的“纯洁性”。

从来都是贵族的“买卖”,这才是真正的大秦帝国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?

以上两者,实际上将秦帝国的军、政中高层囊括其中,也即事实上的贵族阶层,他们的理论统帅,就是“相权”,行使这个权力的人,有时叫相邦,有时叫做丞相。

而秦王、皇帝如果尊重这个制度运作体系,就必须尊重这个系统的“惯例”和“惯性”,尽管王权凌驾于整个制度体系之上,他真正可以控制的事情,反倒非常有限,无非是变更立法的权力和任免职务的权力。

在此条件下,王权意志的施行,就只能通过王族、外戚、近臣、外国贵族、六国游士,这些因为与王权本身的距离近便而获得信任的人物,介入到上述体系的“统帅”是的任免之中,成为王权在国政施行上的“代理人”。

对,你没看错,在秦和汉初的政治体制下,王、皇帝其实是大部分国政的局外人,因为这些“可为恒式”的日常管理,是在自丞相以下的官僚机构内按照法律运作的。

用四个字总结就是:“垂拱而治”。

只不过,以上的情况,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和秦朝,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常态,又因为王权本身的分裂而呈现出“变态”的景象。

事实上,秦惠文王死去是一个转折点,秦武王二年始置丞相,之后秦有21位相邦、丞相在位:

樛斿、张仪、乐池、公孙衍、樗里疾、甘茂、大庆市癫痫病医院那个最好向寿、楼缓、魏冉、田文、寿烛、范雎、蔡泽、吕不韦、昌平君、昌文君、隗状、王绾、冯去疾、李斯、赵高。

其中,其中出自秦国的1人,来自楚国的7人,来自魏国的3人,来自齐国、赵国、燕国的各1人,另有7人不明国籍,这里面,秦国王族只有樗里疾一人,可以说,外国人占据绝对多数。

而楚国人较多,又与战国晚期秦国漫长的楚系外戚执政时代息息相关,包括昌平君、昌文君为相,按照李开元先生在《秦崩》中的考证,也与秦王政初年的外戚争斗有直接的关系。

王权对政权干预的最大手段——“置相权”的旁落,实际上变成了秦国太后干政的一种政治保障,王权和相权,一下子就走到了“治愈癫痫病有五大前提双中心”的对立面上。

电视剧《大秦帝国》中的宣太后与秦昭王

不过也正因为如此,秦国到秦朝的诸多相邦、丞相,往往是真正的实权宰相治疗癫痫病用什么药,而不是应声办事的秘书角色,然而,一旦换上秦始皇这样的“雄主”,他触目所及的“双中心”格局,就变成了对“相权”本身的警惕,对于大权旁落的警惕。

但是,细读《秦始皇本纪》就会发现,哪怕是秦始皇的“雄猜”,也只是制度体系内皇帝意志的刻意舒展,

这种舒展的一大表现形式,也就是对于丞相、封君的人身安全的极度威胁,也就是赵高所说的:

高固内官之厮役也,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,管事二十馀年,未尝见秦免罢丞相、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,卒皆以诛亡。

糙点解释,就是我管不了事儿,我还动不了你的人吗?

不过,必须指出的是,秦简所见的统一前后的秦制变迁,远远达不到后世汉武帝时代随意地摆弄整个律令体系的程度,就此而言,秦始皇的“舒展”本身仍是节制的、自律的,这种思维方式,与汉文帝、汉景帝在精神层面倒是高西宁到哪里治癫痫病小发作度契合。

但是,为什么秦始皇任用丞相不像汉初的前五代皇帝一样信用功臣?这些功臣难道不是王朝最忠实的拥护者吗?

道理很简单,在以兼并战争为基本国策的状态下,动员的效率是第一位的,作为已有完善动员制度的政权,文武分途保持专业性就是维护效率。

而且,战国时代战争的长期性和持续性,让武将“将门”不必担心作为群体的投置闲散,而不需强制介入另一个需要不同专业知识的组织领域。

直白地说,秦国的武将们并不需要用“相位”来保障自身群体的安全和权利,而到了秦始皇统一之后,哪怕是“丞相”本身也不足以自安,皇权的独尊之下,无论文武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下,自然“相位”也就无所谓保障了。

而这样的前车之鉴,不可能不刺激秦朝亲历者们的神经

,比如西汉王朝初年与刘氏皇族、吕氏后族共同创业的“老兄弟”们。

他们与西汉王朝的联盟,自然需要总结经验教训,开辟一条能够保障自身“权益”的新路,在此条件下,刘邦、萧何君臣对于秦制体系的更张,与其说是他们的天纵英才,不如说是对现实的精明妥协,这种妥协,一直到汉武帝之前,都可以算作是汉帝国的国策,也是根基所在。

殊途,同归。